茶，是发源中国的著名自然保健饮料。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百草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今四川东部)就已经纳贡特产的茶叶了。在东汉、西汉均有食用茶的文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文人无以匡世，清淡渐盛，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刘伶、阮藉那样的酒量和不怕喝死的决心，要是喝多了胡言乱语，还伤感情，到后期，茶的饮料功能被进一步开发出来，清谈活动中，更多地用品茗来代替饮酒，茶逐渐变成奢侈饮料。这期间茶的饮用方法，是将茶进行初加工，制成茶饼或茶团，干燥后存放，饮用时注入沸水，并加盐、桔皮或姜葱调味烹煮，这一饮用法,一直沿用至唐代，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饮茶时中还会加盐，而在尼泊尔、锡兰等国家饮用红茶时还有加入小豆蔻、丁香和肉桂等香料的习惯，这都依稀保留着当年饮茶的影子。不过，饮茶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上层，较小众，老百姓是喝不起的，茶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贸易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轻，各地只是以纳贡的形式向朝廷提供茶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

　　唐朝饮茶逐渐盛行，唐中期开征茶税

　　唐王朝经贞观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农业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茶叶种植就能够发展成为农业上一个独立的分工。在交通方面，隋朝时就贯通的大运河又勾通了南北水道，航运业发达，商贸活跃，这些客观条件，大大促进了茶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唐朝从经济上、文化上、科学上和军事上都足够强大，唐朝在当时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统治者拥有有足够的自信，因此对宗教比较宽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道家相信长期饮茶，可以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作为中原佛教主流的禅宗，根据地就在江南一带，这里是主要产茶区，禅宗在修行中提倡“禅茶一味”，寺院精通于对茶叶栽培、焙制，讲究饮茶之道，很多人都知道茶圣陆羽，实际上陆羽小时就生活在寺院中，掌握了种茶制茶各个环节的技术。寺院为茶叶饮用的起到了推介作用，茶叶也为寺院创造了高附加值，随着宗教在各个地区、阶层、领域的渗入，茶的饮用习惯也走向底层。后来唐中期又禁酒，许多人不得不找寻替代的饮料，茶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公元758年左右，陆羽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茶经》的诞生，对以后茶文化和茶生产发展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随着饮茶蔚然成风，茶叶已成为受消费者欢迎的大宗商品，刺激了种茶、制茶和贩茶的积极性，南方逐渐有农民专门种茶为生，茶叶种植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元和郡县志》记载：“蒙山在县西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蜀茶得名蒙顶，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以是蒙山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可见当时茶叶种植和贸易规模。另外，唐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茶叶文化由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茶叶因可解油腻,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很好的补充饮食,受到他们广泛欢迎，到唐玄宗时期，开设了用于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的茶马互市，即用茶叶去换回北方的马匹以及纺织品等商品,开启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之门，也使中原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跟少数民族进行利益交换与控制的商品――“茶叶”。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从中国研究佛学回国，把带回的茶籽，种在滋贺县日吉神社的旁边，茶叶从此在日本扎下了根，“茶道”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成为日本传统美学之精髓，以到于现在很多老外都把“茶道”当成了日本的东西，而不知道本源在哪，这真是一件让中国人非常郁闷的事情。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国库日渐空虚，随着茶叶经济在经济总量的比例日益扩大，对茶叶交易的税收问题开始重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茶税，《唐会要》第八十四卷记载：侍郎赵赞建议“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长平仓相当于现在的储备粮库)”。兴元二年(公元785年)罢茶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奏立税茶法，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这是茶叶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被征税，《唐会要》上记载“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税率为10%，茶税收入为一年约四十万贯。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茶税率增为15%，至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一方面规范了地方政府税收征收行为;另一方面打击偷税行为，还对茶农的生产制定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使茶商、园户都满意，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税率未增，却实现了税收倍增。

　　配合茶税的征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榷(què)茶，即茶的专营专卖。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王涯奏请榷茶，自已担任榷茶使，命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统制统销，同时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法令只保护政府的利益，无视茶农茶商的利益，一颁布，就立即遭到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茶，十一月“甘露之变”就被宦官仇士良在杀死。后来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

　　为管理好茶税，唐代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到唐宣宗时(公元846-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茶税年收入达80万贯，已成与盐、铁等税并列的主要性税种，这距茶税的开征还不到百年。

　　宋代完善了榷茶制度，茶税征管加强

　　“茶兴于唐盛于宋”，到北宋，煎茶法已不流行，改之的是点茶法。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容器中用沸水冲点，在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煮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茶末上浮，形成粥面。“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晚为佳。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主要的工具茶筅，就是中国民间刷把和西洋打蛋器的结合体。为配合点茶，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制成细末的茶砖，称“末茶”，现在日本茶道所称“抹茶”，名称就是从此而来。在中原各地，都有专业的茶楼，流行斗茶，比赛内容包括茶叶的色相与芳香度、茶汤香醇度，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斗茶要经过集体品评，以俱备上乘者为胜。在上层社会中，开始出现不加佐料和盐的清饮法。宋朝茶文化非常丰富，许多文人都在诗词中以开始用茶为主题赋咏，陆游就曾写过“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红戏分茶”，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宋徽宗还著《大观茶论》介绍茶文化。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之说。茶，已完全深入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周边西夏、辽、金、吐蕃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由于茶可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在游牧中，共同饮茶已成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和饮食生活习惯，南宋时有文献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可见这些少数民族对茶的刚性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茶叶植区扩大，有专家考证南宋时茶叶的年产量到5000万斤，并且茶业的各项分工越来越细，除了茶楼，还催生出专门制作茶末的磨房，茶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宋代陶瓷业发展，茶叶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高。

　　宋代时，中国处于分裂的局面，宋朝北方先后有西夏、契丹、辽、金等国的侵扰，北方的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南方相对要更稳定，战争的开支巨大，需要用茶叶与游牧民族交换马匹，主产于南方的茶叶，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和战略物资，在税收和流通管理上都进一步受到重视。在唐朝昙花一现的榷茶制度，在宋代得到了恢复和完善。

　　宋江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在开封、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公元967年)在全国开始禁卖私茶，茶农只能把茶卖给山场，再由山场卖给政府。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yù)”，主要是卖到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茶叶，普通老百姓不能染指。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由于规定茶叶只能在一定地区贩卖，在贩卖过程中每过一地，还要向名地关卡交纳相应的商品过境税收，甚至有时过境税收比运费还高，加上交纳茶税的过程和方式上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茶农茶商的利益，严重打击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茶叶走私情况日增，榷场收到的茶数量和质量上都普遍下降。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为完善榷禁，蔡京推出《政和茶法》。该茶法废除政府垄断收购的制度，改为通过控制专卖凭证——茶引，实现专卖控制。茶农登记在册，商人贩茶，须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类似现代的购货凭证和纳税凭证，相当于税收源泉控管证明单，同时也具有专卖凭证的性质，茶引上明确规定茶叶的购处、购量和销处、销期，应纳税收，沿途的纳税情况。通过茶引，茶农和商人受到严格监控，产茶到贩茶的全过程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把茶叶产销完全纳入榷茶制的轨道。同时，这一政策给予园户和商人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能够调动积极性。《宋史·食货志》载：“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贯，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余斤”，可见其作用之大。茶引这一专卖方式，一直沿用到清朝。

　　元明清茶叶贸易一度盛况空前最终转向没落

　　元朝时茶叶的饮用已进一步分化，团茶只是宫廷才使用蒙古贵族在茶中加果仁、香料等饮用，而汉族知识分子的的清饮法较为流行，民间多用散茶。明朝，朱元璋推广将茶叶直接冲泡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于行，节约时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又能够体现茶叶的清香，自然成为主流，一直沿用至今。

　　元明清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榷茶制度。元代时设有盐、茶转用司，专门负责茶税和茶的专卖。元代虽然一度实行过茶叶的自由买卖，但总的还是实行榷茶，用茶引来实现茶税专卖和税收管理，有专家考证，至元十三年，茶税税额才1200锭(一锭50两)，1330年达到218212锭，其增幅之大，榷茶制度功不可没。明朝对偷逃茶税处罚有十分严厉的法律规定：“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明太祖时，一位附马走私茶叶，还被处以死刑。可见茶税在明朝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茶税的增长也从侧面体现了茶叶消费量的增加。元朝统治者是游牧民族，不缺马匹，其统治时期边境地区取消了茶马互市，到明朝时由于对北方的战略要求，马匹用量大增，又恢复了茶马互市。万历元年，张居正整顿边境茶叶市场，打击茶叶走私，使茶叶贸易完全暂停，导致了蒙古和女真各部的不满，这真是一场茶叶，更应该说是茶税引发的战争，一打就是三年，最后明王朝重开茶市，对各部落进行分化瓦解才结束战争。

　　清朝的茶叶税收，很大一部份来源于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贸易。在明朝万历年间，荷兰人开始直接从中国运茶回欧洲销售。明朝末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专门贩茶。以后，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商人也相继从中国贩茶并转卖到欧美。17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大量贩茶到欧洲销售。美国独立后，中国购买茶叶并成为当时继英国以后，向中国进口茶的第二大国。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竟高达11万吨，茶叶出口占当时外贸总量的80%左右。英国茶叶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但同时也将大量白银流向中国，造成贸易逆差。后来，英国人一方面设法将鸦片输入中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在这一大前提下，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场由茶叶引起的战争;另一方面为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通过传教士在福建桐木关一带窃取种茶和制茶技术，将茶树苗和茶工私运到在印度大吉岭一带进行试种并成功，后来又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规模种植，并试制出红茶，使这两个地区的茶叶成为世界名茶。当时，国外消费市场口味偏重于红茶，印度产茶区兴起，国际市场的茶叶竞争已经日趋激烈，清政府财政上越来越入不敷出，就不断提高茶叶的出口税率，出口成本增加，而中国茶叶从价格到质量上已无优势可言，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只能加快中国茶出口量萎缩，到十九世纪末，印度茶最终取代了中国茶的地位，在茶叶市场上中国彻底失去了话语权，中国茶叶出口在全球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足30%，2012年，全球茶叶出口总量174万吨，中国茶叶出口总量为31万吨，占总量的17.8%，当年失去的市场，到现在也没能抢回来。呜呼!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各方面都失去竞争力的大清帝国，也如它的茶产业一样，走向了没落。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一开始征收对茶征税时，称所收取的税收用于“充常平仓本钱”，承诺的是用于社会保障救济性支出，但唐帝国却是将这笔税收挪作他用，“又所税亦随得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后来再次开征茶税，打起的旗号也是称此款项作为国家储备，并承诺灾年减免税，以丰补歉，并最终也未落到实处，《唐会要》记载：“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正是唐政权后期对国民的巧取豪夺，动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唐朝后期农民起义不断，终将腐朽的唐帝国推向了灭亡。清朝时期国际茶叶市场的丧城失地，清政府对茶叶产业的掠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说发展经济，培植税源才是财政增收的根本，巧取豪夺最终只能是杀鸡取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