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种植茶树的先民濮人，现今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史称“茶兴於唐，盛於宋”。主产於西双版纳的普洱茶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就已销往四面八方。阮福(普洱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宋代(公元960—1279年)除进行川滇藏茶马交易外。大理国还派使臣到广西以普洱茶与宋朝静江军作茶马交易。运至中原和江南一带的普洱茶，是上乘的“紧团茶”，又称“圆茶”。宋朝名士王禹系品尝了芬芳浓郁的曹洱茶后，写了一首赞美诗：“香於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唯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诗中所指“圆如皓月”，就是普洱紧团茶。

　　元代(公元1206—1368年)，普洱茶已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白夷>(指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相互贸易”。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各贩於普洱。……由来久矣”。普洱茶这一名词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

　　正式载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明人谢肇制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新纂云南通志)指出：“‘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此时，以“六大茶山“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年产乾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万担之多。

　　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兴旺，仅慢撒茶山(易武)就年产5干余担。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马道驮钧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往云南的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以加强行政统治)，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在攸乐山(现为景洪市基诺族乡，六大茶山之首)，设置“攸乐同知”，驻军5百，防守茶山。征收茶捐。在勐海、勐遮、易武、倚邦等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专管粮食、茶叶交易。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设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设官茶局，在“六大茶山”分设“官茶子局”，负责管理茶叶税收和收购。在普洱府道设茶厂。茶局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一改历代民间贩卖交易为官府管理贸易，普洱便成为茶叶精制、进贡、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於是，普洱茶这一美名，便名震天下。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所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於各处，可谓大钱矣”。《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统志》都有“蛮民杂居，以茶为市，仰食茶山”的记载。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公元1821—1875年)，普洱茶的产销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国内每年都有千余名藏族商人到此买茶。印度、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奔走在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梆之声，终年不绝於耳。清朝后期，由於苛捐杂税太重，普洱茶开始出现衰落。

　　据清(普洱府志>记载，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规定茶捐每百斤茶为“一引”，每引收税3钱2分，这一年颁发“茶引”3千，收税银960两。此后每年都有增加，最多曾达1万引，收税银3200两。由於茶捐越来越重，茶农受损，茶商无利，以至“普洱产茶，颇为民害”((续云南通志稿)卷54)。到清朝末年，茶税更重。官府设置茶官，控制茶叶贸易，收取茶税。随后又开“洋关”，增收“落地厘金”，每l两银价值的茶叶加收2分茶税。茶农不堪重赋，便弃茶另谋它业，马帮也改走它途。六大茶山敷遭火患，茶树焚毁，疾病流行，植茶之农，死亡甚夥，致茶产锐减过半，六大茶山逐渐萧条，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产量由年产8万担减至5万担。进入20世纪，普洱茶的生产仍然呈下降趋势。

　　在设置“思普沿边行政总局”期间(公元1913—1928年)，由於政局较稳定。对茶叶生产销售采取“民营、宫茶合办”的经营方式。茶农和茶商有利可图，茶叶年产量不再下降，保持5万担的水平。

　　公元1929年至1938年，云南省地方政府将西双版纳改为县治，茶叶生产是“官办民营”，茶商设庄制茶.民间运销，政府收税。公元1930年，每公斤茶叶收税滇币3元。公元1936年增至5元，公元1938年更高达8元。加上公元1936年后印度茶。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与普洱茶竞争，普洱茶向东南亚的出口受到影响，年产量降至3万多担。抗日战争期间，茶叶外销路线被切断，社会动荡，茶农四迁，茶庄倒闭，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由国民党经济部所属的中国茶叶公司和云南地方陆系(陆崇仁)财团所属佛海茶厂垄断，年产茶降到3万2干多担。

　　抗战结束。中茶公司回迁南京，遂由陆系财团独家垄断，后又合并改称“人企公司”。解放前夕，公司将资产博移，生产急剧下降，茶叶年产量仅达5干余担，跌至最低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普洱茶重现生机。人民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大力发展普洱茶的生产，相继在各县成立茶叶公司，在各茶区设立茶叶收购站，提高茶叶收购价格；建立茶叶科研机构，用科学理论指导茶农生产管理；积极改造老茶园，创建新茶区，茶叶产量逐年提高。

　　到公元1952年西双版纳州共发展新茶园32000亩，改变了古老茶区的布局。建立国营茶厂。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茶叶的内在品赏。为进一步发展普洱茶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普洱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其集散地与原产地之一的普洱命名。元朝时被称为“普茶”，明朝万历年间定名为普洱茶。清代，朝廷将普洱茶定为贡品之后，普洱茶火了起来，帝王将相及文人墨客以饮用普洱茶为时尚。唐朝甚至更远久时期形成的经济命脉——茶马古道也随之热闹起来，普洱茶行销内地、西藏，并通过越南、缅甸、泰国等地转运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使普洱茶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随着时代的变迁，久负盛名的普洱茶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平淡沉寂。数十年后的今天，沉默已久的普洱又像失散的宝物，突然才被人们所发现。

　　普洱茶属大叶种茶，其历史悠久。分布于云南南部，大叶种茶作为普洱茶的特征，在云南南部种植最多、最广，且十分古老。据史志记载，云南从野生茶变为家种茶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澜沧江东西两岸的凤庆、临沧、双江、永德、勐海、思茅、景洪等地，人们习惯以普洱茶作为云南茶叶的通称。

　　普洱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名茶。其历史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到三国时期已形成气候。三国之后普洱茶作为商品逐步往外扩散。到了唐、宋时形成了茶叶商品基地。清代雍正年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推广改土归流政策，雍正7年设普洱府，辖现在的思茅市和西双版纳州，在控制普洱茶的购销的同时，选最好的普洱茶进贡朝廷。从此，普洱茶开始了189年的贡茶历史。

　　普洱茶，名重天下，源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古“六大茶山”三国前就有茶树种植，三国后茶就作为商品对外地贸易，晋时逐渐发展，唐宋时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典籍中西双版纳产茶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云南志》(卷7)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所谓“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以南之地，为唐时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驻地，辖今西双版纳及思茅地区。“诸山”指的就是今西双版纳境内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大茶山”。

　　普洱茶成为一个名词，始见于明代谢肇淛《滇略》：“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茶”，即普洱茶，那时已有加工揉制的紧茶了。茶叶主产于六大茶山，之所以命名为普洱茶，盖因当时普洱为茶叶贸易的集中地，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

　　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茶入贡清朝宫廷，西双版纳古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中叶，茶山鼎盛，产品远销四川、西藏、港、澳及印度、南洋各地，普洱茶从此名扬中外。因普洱茶贸易需要，形成了源起于六大茶山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就是普洱茶的外销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茶马北道

　　茶马北道指的是思茅至昆明经昭通到四川泸洲、叙府、成都、重庆达北京。这条道最初是以运送皇家的贡茶为主，但在“普洱茶名重京师”之后，它成为六大茶山茶叶流向中原市场的主要通道。

　　(二)茶马西道

　　茶马西道起始于六大茶山，经思茅、普洱、景谷、景东、南涧、弥渡等十三个驿站进入下关，再分两路，一路经保山入缅甸、到印度再到欧洲，这是东方土地上最早与外界沟通的南丝绸之路；另一条向西北而行，经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县)、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

　　(三)茶马南道

　　茶马南道分为三线：即东出老、越，南出缅、泰，西出缅、印。东线由勐腊的易武茶山起始，由马帮运至老挝的丰沙里，再到河内，上火车至海防装船，远销南洋；南线由勐海至边境口岸打洛再到缅甸、泰国；西线由勐海至打洛经缅甸到印度、西藏。

　　茶马古道促进了国内外经贸发展，对繁荣边疆经济，加强民族团结，推动云南边疆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便于马帮运输，茶叶制成了团、砖、饼等形状之紧压茶。在加工、运输储藏过程中，茶叶产生后发酵，而形成了普洱茶独特的陈香味。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人工发酵工艺的普洱茶，港、台地区及日、韩等国掀起普洱茶热，国内需求也日益增长，陈年普洱茶和古普洱茶饼备受争宠。千百年来，普洱茶声誉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其产自高山云雾之中，远离污染，品质纯真，滋味醇厚，耐冲泡，且有药用和保健之功效。